关于基本权利的构成要件，德国学者Robert Alexy认为，权利的一般形式可表述为a对b有要求G的权利，权利是一种三元结构关系，它包括了（a）权利的主体或权利的所有者、（b）权利的相对人以及（G）权利的对象或称权利的客体三个要素。

无疑，首选的方式是应以行为内容确定其效力。这是因为，解释就是理解意义的意思，而理解意义是判断的前提。

在此意义上，任意法规具有节省当事人劳力之效和便于私法自治的推行和达成之能，故而可作为解释准据。但考虑到解释的目的在于探求当事人的真意。[8]参见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有歧义的文字应按缔约地习惯解释或在未写明时予以补充（第1159—1160条）。所谓需要具备形式的意思表示是指法律对某些表意人仅表达自己欲求的意思而欠缺一定形式的意思表示会认定无效的情形。

有的学者认为应分为适用任意规定和合同补充解释两个不同层次予以处理。因此，采用整体解释方法不仅在于理解各个部分的正确意思。[31]王琳：《夯实基层法院的意见仍然虚虚实实》，http：／／WWW．dfdaily．com／html／６３／２０１１／２／１７／５６９０１９．shtml，２０１２－０２－１７。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是司法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所必需的。它既能对每一种价值判断进行说明，又能为将来的价值判断提供基础，保证裁判的客观性。这对于法官在个案中判断正当民意进而作出合乎正当民意的判决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需要通过语言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使人们接受其所作出的决定。

例如，在为不明确的制定法概念提供价值补充时，法理提供了解释的界限，即必须遵循字面含义或自然的语词意义，在明确的概念核与含糊的需要解释的概念晕之间，要求在概念核处信赖制定法的决定性等，这些都是法理对概念解释所设置的界限。对人的终极关怀理念，能够保护民权而不会伤害民权。

对于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公案，一般社会公众的热烈议论往往形成民意，法官往往遭遇应当直接适用民意还是适用法理的两难选择。民意则具有情绪化、群体极化、娱乐化、碎片化和是非观裂化等特点。虽然运用词语技术对维护法律的安定性、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单独的概念不能生成规范，[20]法官按词语技术进行操作不一定能找到与案件事实完全匹配的法律规范，因此需要根据法理念对裁判规范的目的价值作出判断。[7]从自动取款机中秘密取走不属于自己的钱款这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那么构成的是什么罪？这是一个涉及法律解释、拷问刑法条文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法官最终都是通过适用法律来解决纠纷的，然而在实践中，不同的适用将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在审判程序、法律适用和裁判说理中，依据法理法官能够疏导、说服和鉴别、吸纳民意，并能通过寻找、解释或创制方法形成体现民意的裁判规范，使刚性的法律得以柔化，进而充分发挥司法作为社会调节器的作用。２．采用消极修辞方法引导听众树立具体的法理念。也就是说，首先运用法律解释技术对法律规范作扩张或限缩解释以确定与案件事实相符的法律构成要件或目的价值，然后按照逻辑构成推导出裁判规范。

在结果考量中，法理作为‘非形式的纲要——不明确的（法官）行为规则的体系，[24]对法官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具有辅助作用。法官对案件的裁判过程和自己的理性思考结果，只有借助法律概念和逻辑构成才能表达出来，进而才能与当事人和一般社会公众进行交流和沟通。

[3]参见龙宗智：《关于大调解和能动司法的思考》，《政法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４期。虽然思想或实体在很大程度上由言语决定，即语言表达本身就创造着被表达的内容，但修辞方法并不仅限于通过语言表达来增强修辞效果，它还包括通过理性论辩的方式使持有不同意见和主张的主体之间形成某种共识。

法官只有运用法理对裁判内容进行的论证与运用制定法进行的论证相一致，才能证明其裁判结论的正确性，其所作的裁判也才能为当事人和一般社会公众所接受。又如，２００６年崔英杰案[14]中的民意，经过正当的程序和方法鉴别后被认为是正当民意且被吸纳到司法个案中，产生了良好的判决效果。[30][32]转引自胡曙中：《美国新修辞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８页，第３７６页。[20]陈金钊：《依法标签下错误思维及其校正 案说法律体系解释方法》，《法律适用》２０１１年第７期。这不仅有利于当事人和一般社会公众接受体现民意的司法裁判，而且有利于克服法官的任意和专断。[14]参见《崔英杰案》，http：／／wenku．baidu．com／view／６４cbfb４e８５２４５８fb７７０６５６／a．html，２０１２－０４－２０。

三、司法裁判中依据法理回应民意的方式司法行动正确与否从来不取决于它是否得到公众的欢迎或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与做法。[10]可见，如果法官不把裁判之理说清楚，那么其所作出的从轻处罚判决非但不能令当事人接受，反而会使当事人以及一般社会公众对裁判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13]这说明民意是非规范性的，其主体不是全体民众，而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或少数人。具体说来，法官在依据法理进行结果考量的法律限制和约束体现在：（１）受制定法和形式正义理念的限制和约束。

[32]德国法哲学家阿列克西认为：理性论辩的规则不仅仅像逻辑规则那样诉诸命题，而且还超越此点诉诸讲话者的行为。运用法理不一定完全能增强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感。

[29]［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６５页。此时，法理的辅助作用体现在其有助于法官吸纳民意。在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城镇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的案件时，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基层人民法院很好地化解其中的社会矛盾，以确保此类案件的社会效果和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底线。代表着公平正义和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可普遍化性原则，能够鉴别出真正的民意。

[31]这说明在此类案件中，法院在承受来自民意压力的同时，还面临着地方政府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即使民意未被带入庭审论辩，法官在理性论辩后所作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也往往既能体现理性，又能使人们在心理和情感上实现某种程度的理解和认同，因而能较好地回应民意。

笔者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明确在司法裁判中依据法理回应民意。[33]［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这无疑有助于回应民意。[12][13]参见孙笑侠：《公案的民意、主题与信息对称》，《中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那种不知其所以然的从轻处罚，非我所愿。由于法理刻画了问题的特征并将之系统化，因此运用法理可将案件分门别类，进而缩小了法官可能的判决选择范围。依据法理，个案裁判应遵循规范导向的推理论证模式。另一方面，法官在个案中所确定的具体正义理念也将对普遍听众形成示范和指导。

[26]参见孟亚生：《女子下班被火车撞死 其母奔波６年获工伤认定》，http：／／news．sina．com．cn／s／２０１０－０６－０２／０２５５２０３９１１５７．shtml，２０１２－０４－２０。２．依据法理吸纳正当民意。

而对于与法律不相符的不当民意，则不予支持和采纳。法理是确保司法裁判在法治框架内回应民意所不可或缺的手段。

这是法官对案件本质进行判断和类型化的过程，是启动诉讼程序的必经步骤，也是法官进行逻辑推论的前提条件，有助于防止法官滥用法律，防止政治权力干预司法。例如，法理的词语技术、程序正义理念、法律论证等。